2026年5月,长江存储的资本布局迎来关键转折。公司正式完成IPO辅导备案,宣告开启独立上市进程,而旗下核心子公司武汉新芯悄然撤回科创板IPO申请,意味着其彻底告别“借壳上市”的迂回路径。

作为国产存储芯片的标杆企业,长江存储的技术突破与产业价值毋庸置疑,但资本市场的审视从未只看业绩与技术。褪去行业龙头的光环,盘踞在公司身上的历史股权沉疴、滞后的人才激励体系、待厘清的高管合规问题,层层叠加成为其上市路上的核心阻碍,也是监管与市场重点核查的核心焦点。

紫光旧债余波未消,历史股权遗留风险仍存

提到长江存储的股权历史,绕不开一个人赵伟国。这位被称为“芯片狂人”的前紫光集团董事长,2016年联手国家大基金与武汉国资创立长江存储,巅峰期紫光持股51%。然而其激进的并购扩张最终引爆了紫光集团2000亿元债务危机。2022年,湖北科投以51亿元接盘紫光所持权益,赵伟国彻底退出。2025年5月,法院以贪污、为亲友非法牟利等罪名判处赵伟国死缓,没收全部财产,审理查明其与他人合谋造成超10亿元国有资产流失。

尽管紫光集团已完成破产重整,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长江存储任何股权,但长达数年的紫光控股期留下的“创伤记忆”并未完全消散。市场普遍预判,监管层在审核中将重点核查三方面:第一,历史沿革中是否存在未披露的股权代持或利益输送;第二,紫光时期与长江存储之间的关联交易是否已彻底清理;第三,当前的无实控人结构是否真正实现了权责清晰。可以说,赵伟国的倒下为长江存储划上了一个句号,但那段混乱的资本往事仍是悬在IPO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七年激励机制悬空,人才留存暗藏深层隐患

股权问题不仅体现在股东层面,也渗透到员工激励领域。据《经济观察报》报道,长江存储前CEO杨士宁曾多次在内部会议上坦言,由于涉及国有资产评估、员工持股定价、激励份额来源等复杂问题,长江存储实现员工持股“很麻烦,也很复杂”。自2020年管理层正式启动讨论至今,方案始终未能完全落地。

在一家技术密集型半导体企业,股权激励不仅是留住核心人才的“金手铐”,更是公司治理透明化的重要标志。长周期悬而未决的激励方案,一方面削弱了中层技术骨干的归属感,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外界对公司能否平衡国资保值与人才激励之间关系的质疑。与同行业已实施大规模员工持股的竞争伙伴相比,长江存储在这方面的滞后,已成为其治理评分中的一个减分项。

高管合规争议凸显,细节漏洞成IPO关键卡点

另一个引发市场分歧的治理细节,是杨士宁的个人身份与任职情况。公开资料显示,杨士宁为美国国籍,拥有中国永久居留权,曾任长江存储CEO,目前担任武汉新芯董事长,同时在芯盟科技、英诺赛科等9家企业兼任职务。对此,市场呈现出两极化解读:悲观一方认为,美国国籍及多处兼职可能影响公司治理的独立性,尤其是在涉及关联交易、竞业禁止等敏感领域,监管层很可能就此展开细致问询;乐观一方则强调,杨士宁丰富的国际履历(曾任职于英特尔、格芯)对长江存储打破技术封锁、实现Xtacking架构突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无论哪种观点占据上风,在科创板审核实践中,高管国籍、兼职情况、尤其是与子公司及外部企业之间的利益关联,历来是问询函中的高频议题。长江存储若不能给出令监管信服的合规解释,这一看似“个人”的问题,完全可能演变为IPO进程中的实质性障碍。

从紫光时代的资本乱象遗留,到人才激励体系的长期缺位,再到高管任职的合规争议,长江存储的IPO困局,从来不是单一问题导致的困境,而是企业高速发展中治理体系滞后的集中体现。作为承载国产存储芯片自主化使命的核心企业,市场对长江存储登陆资本市场寄予厚望。但资本市场的大门,永远只为合规、透明、稳健的企业敞开。唯有彻底厘清历史股权遗留问题、完善现代化治理体系、补齐人才激励短板,长江存储才能扫清上市障碍,奔赴资本市场新征程。